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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纵观欺诈的制度史，经过基督教的道德化改造，对欺诈的规范更强调其主观意图，最终呈现为总则中的欺诈规范，针对法律行为(合同)的效力。这一进路未能看到欺诈制度背后作为加速机制的国家权力。国家和市场在打击欺诈时，可以是同路人，但也可能存在紧张关系。尽管传统民法将欺诈行为与胁迫行为并列加以规范，但就行为模式来看，二者差异明显，欺诈制度与胁迫制度的现代决裂势在必行。欺诈应摆脱合同与侵权的人为区隔，进而充当一种法律救济的触发装置：一方面，应当借鉴刑法上受害人教条学的观念，骗局过于明显且有悖俗内容，而受害人自己却积极参与，不应获得补偿(但不排除引发对加害人的公法制裁);另一方面，在当事人信赖受到影响时，应具体化、个案化和客观化地考察当事人的具体状况从而提出解决方案。欺诈应当重返罗马法的模式：对欺诈的规范优先由特别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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