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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汉书·五行志》旨在纂合董仲舒、京房、刘向、刘歆诸人的灾异学著作,建立起一个新的儒学灾异论体系,其中尤以向、歆父子所纂的两部《洪范五行传论》最为班固所倚重。不过,这两部《传论》所据《洪范五行传》版本存在重要差异,而向、歆父子对于多种灾异现象的定性亦复不同。《汉书·五行志》在纂合二书时,以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陈述五行学理论的主要依据,而以刘歆《洪范五行传论》作为其灾异事例分类的主要依据。这种编纂方式使得《汉书·五行志》的体例颇显混乱,但通过对向、歆父子《洪范》五行学体系之异同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观察班固如何在二者之间加以择取,并融合董、京及时人异说,仍可梳理出《汉书·五行志》的基本体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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