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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在吸纳中国文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实务主义传统，曾经给自身的发展带来过便利，也在近代化迟速问题的认识上为中国提供过历史性镜鉴。但是，其自古阙如的“第一哲学”思考，却反衬出实用理性的局限性和终极思考的弥足珍贵。与此相对，宋明理学捕捉到的宇宙根本原理在哲学上已超越周孔“圣人之道”的事实，曾经使中国的形而上认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形”和被“形”牵连而成的“一个世界”框架的绑缚下，其忽而一元、忽而二元的悖论性表达，反而降低了“第一哲学”的高度和纯度。在人类生灭与共、彼此依存的今天，对中日哲学不同范式的重新讨论，或将被赋予整体认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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