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尔斯“二重红利”及波特假说的基础上，2016年，碳定价领导联盟针对碳定价，提出了“三重红利”的相关论述。然而，实践中“三重红利”是否存在，以及实现“三重红利”需基于怎样的条件或制度安排，一直是学术界的一大议点。本文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实践时间较长的欧盟为例，探讨了碳定价在提升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量、提升社会福利、促进低碳技术投资及研发等方面的实际效果。同时，本文还重点思考了“三重红利”的中国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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