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及其副刊存在评价的明显差异，正张是作为研究系喉舌的政党报，副刊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从考辨研究系的办报津贴、被突出的梁启超与被忽略的蒲伯英等问题入手，进一步探究外界评价与该报“不党”的自我声明之间的张力所在，揭示评价差异的背后是1920年代中国政治演进与文化课题的缠夹在报业实践中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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