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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当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的生产和消费方式经由隐蔽性途径渐趋“普世化”。乌尔里希·布兰德以此为切入点，引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指认其是加剧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症结所在，并寄希望于通过“社会生态转型”——社会公正与生态永续双重向度来消解危机。在他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然受到帝国式生活方式的影响，绿色资本主义的虚假方案无力扭转危局，亟须通过社会生态的全面转型走向历史性替代资本主义的“团结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批判性概念，布兰德用“帝国式生活方式”重释了危机根由，拓展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域，成为中国引领全球社会生态转型制度优势的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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