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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中国宗教文化的误读构成了韦伯中国命题解释力的硬伤,他忽略了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的区别以及三教合流的趋势。对于前者,对中国家族企业的考察表明,儒教伦理作用下的差序式思维对作为"法人"的中国家族企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于后者,引入传统宗教的标签代替不可分的制度性的-/分散性的-儒释道的诸多类别。对福建民营企业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企业家的传统宗教信仰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有着相当的影响。最后分别从各种不同的"中国"与"韦伯"的角度对西方理论的中国适用性与对待经典理论的不同态度进行了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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