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冷战,创建和塑造了一个“政治的西方”,同时它也成为1945年建立的以联合国为基础的国际宪章体系中最重要的次级秩序之一。1991年冷战结束时,人们认为与之相关的机制、实践和机构(尤其是北约)也会解散,从而产生积极和平的新实践。然而,“政治的西方”却以胜利者自居,其实践和意识形态也变得日益激进和具有扩张性,声称自己具有某种普遍性,从而导致冷战所特有的消极和平卷土重来,引起了2014年“第二次冷战”和后来的乌克兰热战。但是,“政治的西方”只是特定时间条件下的西方。另有一个根源于古代的“文化的西方”,今天依然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科学属于这个西方。俄罗斯当然是“文化的西方”的一份子,并且在过去的一千年里为之贡献良多。还有一个形成于过去500年间的“文明的西方”。这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但也可以看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繁荣。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往往有些暧昧,既不断发现自己在现代化模式上落后于西方,又一直在自己的价值观上模棱两可。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全情投入了“文化的西方”,却与“文明的西方”渐行渐远,与“政治的西方”彻底敌对。俄罗斯引领了大欧亚的构建,也为“政治的东方”更为广阔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寻求捍卫《联合国宪章》体系的同时提供了另一种现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