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梳理《两地书》出版前后的文学环境、对话文本以及鲁迅自身的创作脉络,尝试解释鲁迅编订《两地书》的缘由以及《两地书》序言的叙述逻辑。从文体角度看,《两地书》不仅是通信,更是一个具有"书"的文体意义的作品。通过与金淑姿的《信》、蒋光慈与宋若瑜的《纪念碑》和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等相关作品进行对话,鲁迅实现了对通信集这一文体中普遍存在的感伤气息的转化,并找到了一种处理文学与革命的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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