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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崩溃的过程中，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一些邦兴起，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则在另一些邦兴起。国大党的民族主义及其依赖的“双层权威”结构的崩溃，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和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兴起的前提。总体来看，印度次区域民族主义在落后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印度教民族主义在传统支配种姓占据优势地位的邦兴起；落后种姓和传统支配种姓激烈斗争的邦则陷入了种姓政治的泥沼。传统支配种姓与落后种姓的分歧主要在权力集中模式方面，殖民主义现代化导致“高种姓支配”原则内嵌于印度国家结构是这一分歧的根本原因。泰米尔纳德邦的落后种姓制服了传统支配种姓，并构建出了包容泰邦各社会阶层的泰米尔民族主义，使泰邦成为次区域民族主义的典型邦。古吉拉特邦近代以来形成了围绕商业利益紧密团结的传统支配种姓联盟，这也使其成为莫迪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的发源地。比哈尔邦则由于封建割据和种姓分隔的历史传统，没有一个社会力量能占据支配地位，因而成为种姓政治邦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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