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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学者王升远曾有一个巧妙的观察,他将日本昭和时期关注亚洲连带命运的日本知识分子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帝国日本"支那学家",他们以东亚的汉学传统和欧洲现代科学知识体系为基础,将理解中国有意无意地服务于日本的帝国建设,并以"优等生"之文化自负品评现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建设;另一种是以北一辉、橘朴等为代表的现场主义者,他们的中国论完全内嵌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国族建构进程之中。"二战"后,这种"内在于中国"的现场主义知识分子视野被竹内好继承,并发展为"内在于我的中国"立场,将想象中不同片段的历史中国(主要是革命的"人民中国")作为个人学术研究之目的论预设,在战后日本批判知识分子的中国研究中影响甚巨。从竹内好、加加美光行到沟口雄三,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