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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受制于实用主义导向，我国审前羁押程序设计中侦查权一家独大，逮捕等羁押手段出现了功能性的异化倾向。在这一背景下，虽然通过相关立法改革，以及未成年人检察部门的成立，为在检察阶段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分流转处程序创造了条件，但建构未成年人羁押必要性审查模式或者“检察中心主义”，彻底贯彻“未成年人特殊论”这一基本原则，仍有待于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与相关配套措施的完善。就未成年人的审前羁押必要性评估机制而言，应围绕“未成年人社会危险性”这一关键要素的量化分析模式展开，在摸索评估客观化、程序化建构的同时，为解决社会危险性认定标准存在的“可操作性问题”积累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