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诗人抒写情志的重要载体，其中“含蓄蕴藉”是我国诗歌的主要表现原则。然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王梵志诗却以白描、叙述、议论、口语化的方式赤裸裸地“揭丑”，使“丑人”“丑事”“丑物”在王梵志诗中大放异彩，以此将“假丑恶”的社会现实展露无遗。此外，王梵志诗多以不合规律、不和谐的“美”进行情感宣泄，这与诗歌的教化、说唱性质密不可分，也与王梵志诗的创作群体作为底层文人审视社会真实有关。与此同时，王梵志诗具有以“丑”扬“善”、以“丑”书“美”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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