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并不存在恒定的连续的“宏观战略”，而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调适的过程。本文通过论述清代中期甘边佐贰分辖体制在番地的实践及其变化过程，指出清廷对番地的行政治理经历了一个从“汉化”式的行政变革到专管专辖的“分治”变化过程。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措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对汉、对“藩”政策的影响，而不是一项独立的治理政策。也正因为此，嘉庆年间青海办事大臣与陕甘总督及其地方官员围绕“厅”的监管权陷入持续的权责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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