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35年,停刊十年的《歌谣》在胡适的主持下复刊,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续接起歌谣研究会初创时的传统。在一众民俗学研究者当中,胡适意识到民间歌谣的新文学价值,于民间文学研究话语转型之际,始终如一坚持歌谣成为新诗借鉴的可能,并且将民间文学推到白话文学的正宗地位,而这一切都与胡适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民间的启蒙构想息息相关,作为民间文学一隅的民歌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形态,从而负担起了政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