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游牧文明的文化选择通过自然选择机理,反映在经济形态和价值取向上,表现为精致地发挥游牧草场生产力和生物多样性独特优势,其生存智慧具有鲜明的生态化特征,符合生态位原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互动共存关系表明,游牧文化的消失加快草原生物多样性的流失,草原生物多样性不仅为游牧文化多样性保护提供历史经验和见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生存约束与发展适度的有效统一,将人类生存活动约束在生态系统、环境系统和资源系统承载容量之内,将人类发展活动约束在生态修复、环境净化和资源承载能力之内,将人类发展极限控制在生态承载、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阈值之内。这对深入理解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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