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金元易代之际“,河汾诸老”中有五人出仕,元好问也明确表达了希望入仕元廷的愿望。进入元朝实现救世行道之志,是当时士人的普遍选择。金元之际文学的主流精神不是“隐逸”,而是“文化重建”。在此时段,士人的“遗民情结”总体较为淡薄“,遗民文学”并非研究的最佳视角。“大元气象”正是那些心“向庙堂”的“豪杰文学之士”和他们的弟子后学所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