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产生于类书尚未真正兴起的时代，与类书本来没有什么关系；至于齐梁类书勃兴，而类书两大显著的特征，又恰与该书“纂辑旧文”“分门隶事”的撰述方式暗相契合。宋人误将其视为类书或类书之滥觞，应即着眼于此。然而《世说新语》在类目划分上以精神为旨归，而类书则泥于外在物象；在纂辑旧文时既述且作，与类书述而不作的纂述方式也迥异其趣。一度走向类书，又驾类书而上之，《世说新语》纂述方式的成功，正是通过对类书性的超越而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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