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华裔美国作家黄哲伦的戏剧《蝴蝶君》对于东方主义的改写与对刻板形象的颠覆一直备受争议。伽利玛和宋丽玲剧终的角色置换奠定了该剧对东方主义与性别主义戏仿和挑战的情节主线。从显性情节上看,《蝴蝶君》对东方主义刻板形象的颠覆使华人形象因宋男性身份的曝光而再度污名化,也使该剧解构东方主义话语的意义遭到质疑。然而,在显性情节背后隐藏着一股与之并行的叙事暗流,它聚焦强制异性恋矩阵下宋丽玲与伽利玛在同性恋情中的权力博弈,使显性情节中的受骗者成为隐性进程中的操控者。显性情节通过对歌剧《蝴蝶夫人》的戏仿,挑战二元对立的东方主义刻板形象;而隐性进程则深层揭示西方话语体系下华人身份自我言说的困境。双重叙事动力相辅相成,影射了冷战时期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体系构建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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