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张献民:你在《之子于归》中讲述的问题,是否有意识地在证明现代化在中国成功了,还是它恰恰如过去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反复申明的中国需要更彻底的现代化?这些是现代化的一般性问题。不少知识分子认为现代化的进程在中国并没有完成,但你的人物在你过去的作品和这个影片中,都表现和表达着人面对境况的焦虑,这恰恰是西方知识分子讨论的现代性的核心,你似乎在表现你的人物已经完成了到现代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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