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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余业承买”是清代四川南部县一种常见的田房交易习俗，即在完成一宗田房交易后，买主须在卖主生存处境危难时应卖主的请求承买其余业。直观来看，该习俗符合有关农民问题中“道义经济”理论的描述。从功能视角来观察，该习俗除了有道义经济的解释外，也可能是农民自利理性的产物。南部县衙门档案中的诉讼卷宗表明，余业承买在19世纪南部县的诉讼实践中，更多呈现出交易双方的物质自利理性，而非道德关怀。卖主滥用这项习俗向买主敲诈、需索钱财，买主则想方设法逃避承买，双方亦因此发生纠纷。及至纠纷升级为诉讼，当事人双方都在状词中运用儒家道德话语以引起县官的同情。县官对于此类案件有着一套相对清晰、固定的断案思路，其司法活动表现出一定的可预测性或规律性，而非个案式的衡平。这一审断模式，必然会鼓励具有自利理性的买卖双方，基于可预测的判决结果，在诉讼中采取相应手段谋取或维护利益。对此类案件的研究，有助于加深对清代田房交易和纠纷中道德话语与自利理性复杂交织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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