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由于留学日本期间曾在民报社听章太炎讲学,周作人一直视自己为章门弟子。然而1926年周作人却做出了"谢本师"的举动。周作人与章太炎分歧的焦点是他们对"反赤"的态度,章太炎将中国的"赤党"视为苏俄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傀儡和先锋,故而坚持"反赤";周作人则由于个人情感和思想倾向的缘故,同情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理论,并且透过"反赤"看到了军阀对于言论和思想的压迫,故而坚定地批评"反赤"。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实则受章太炎与周作人各自在20年代提出的不同救国方案的影响。章太炎主张联省自治的法制改革,故而十分警惕希望武力统一中国的广州革命政府及其北伐军;周作人则主张以"正当的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思想革命,因此透过"反赤"看到了中国人思想上"嗜杀"的"遗传病"。由于北伐结束、国共内战、日本侵华等时局变动,两人的救国方案都无疾而终,并且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某种"文化救国"的方针上。这促成了师生二人的和解,也为我们揭示了某些为"革命-启蒙"叙事所遮蔽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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