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均不同程度地对科举进行批判,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关于科举的雅俗观。蒲松龄批判的主要为考官、考场等制度漏洞,认为科举尚"良药可医";而吴敬梓则更为彻底地看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作出"无药可救"之判断。根据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以及其言行,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进而可对科举制度作出雅俗判断,即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差别。
- 单位
清代小说《聊斋志异》与《儒林外史》均不同程度地对科举进行批判,同时也隐含着作者关于科举的雅俗观。蒲松龄批判的主要为考官、考场等制度漏洞,认为科举尚"良药可医";而吴敬梓则更为彻底地看到科举制度的弊端,并作出"无药可救"之判断。根据人物对功名富贵的态度以及其言行,可对人物进行雅俗定性,进而可对科举制度作出雅俗判断,即雅制有俗人与雅人避俗制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