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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以来，转喻从一种修辞格发展为语言普遍原则、叙述方法、文类和批评话语。在此过程中，戴维·洛奇对巴赫金小说理论的吸收和传播，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小说诗学的建构。巴赫金将修辞学与文类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新的小说诗学研究模式，长篇小说被看作最具转喻性的文类。20世纪小说诗学的空间性转向始于形式主义批评对小说媒介性的重视和研究，对小说叙事空间的形式研究带来了小说与批评的文体互渗，形成了当代小说批评的转喻风格。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批评在地缘政治、性别、种族等领域进一步拓展深化了当代小说诗学的转喻性，这其中，形式主义批评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形式引导作用。转喻在20世纪小说批评中重新成为诗学概念的过程，预示了文学批评可以重返文学现场，达成文化批评与审美批评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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