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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本身是一个外生的短期冲击,并不能改变各国的成本结构和技术能力,但疫情促使美欧真正开始在战略层面对供应链安全因素给予高度关注,从而强化了美欧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供应链体系"的紧迫感,并与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交互作用,推动全球供应链体系朝着多元化和分散化的方向发展。特别地,美国推动制造业向墨西哥、巴西等拉美国家转移,德法英等欧洲国家推动制造业向东欧和土耳其等国家转移的"周边化生产",将成为未来美欧推动全球供应链调整的战略重点。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的全球供应链调整,很可能由以下两个事件触发,一是制药、医疗器械和防护用品行业的本地化生产;二是美国对中国高技术行业和企业的打压升级。两个因素都会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并通过示范效应和反制效应,引发全球供应链的加速调整。面对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多元化的挑战,短期内中国要加快供应链恢复的节奏和效率,长期看要以"融入本地化"为战略主线,顺应全球供应链本地化和多元化的要求,确保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损失最小、获益最大。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盛行的时期,要特别注重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和竞争来提升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防止对美反制演变为国内产业政策的过度保守,造成政府过度干预和集中力量办大事模式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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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企业研究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