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为了揭示社会人口统计学因素和情境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如何促成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结合组态思想和个体-情境互动理论,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分析1294份员工调查数据,探究个体(雇佣形式和性别)和情境(同事安全违规频率、企业安全投入、企业员工规模和行业危险程度)因素构成的不同条件组态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任何单一因素均不构成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必要条件。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存在3种不同驱动模式:非高危行业同事低频安全违规模式、高安全投入与同事低频安全违规共驱模式以及非高危行业大型企业高安全投入模式。同事低频安全违规行为在4种组态解中均是实现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核心条件。本研究引入fsQCA探究个体与情境因素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的组态效应,不仅拓展了对员工低频安全违规行为驱动模式的理解,还有助于倡导组态方法在行为安全领域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