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作随着经济运行、社会政治及个人命运变动呈现出独特的“社会式”书写。《教育杂志》作为近代最富影响力的教育期刊,在商务印书馆的运作下,于创刊初期凭包天笑的商业化教育小说站稳脚跟。包氏教育小说火爆一时,鸳鸯蝴蝶派诸人随后加入,声势浩大,后却因其商业化运作与陈旧思想陷入低谷。五四以后,“新文学”进入教育小说及其市场。此时,鸳蝴派观察到市场动向,将创作思路向“新文学”靠拢,谋求转型。文学研究会则入主《教育杂志》,锐意革新风气,在“儿童文学运动”中创作强调社会责任感的现实主义教育小说,并在五卅运动后向左翼文学发展,引领了“后五四”时代的教育小说潮流。这一进程有着极丰富的历史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