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桐城文派大家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苏辙的《东轩记》也有所“取义”。这篇文章是苏辙罪谪筠州时的切身思索,传达出文人如何自处的问题。自养与治学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是物质生活与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这事关文人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安放个人理想的问题。为此,古代文人士子治学修身,把个人理想融入道德追求,无论穷达,都能屹立于思想的高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