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情绪劳动经过建立“拟亲属”社会关系、情感制度化规范、形成情感共同体三个环节,推动风险中专家信任的建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医学专家在科学传播中获得了符合个人特质的情感角色,并与公众建立“拟亲属”关系。通过积累情感能量,医学专家占据互动中的优势地位,并以此扩大信任辐射面,在情感制度化的保障下持续满足公众的情感需求。医学专家与受众建立起有相同情感目标的情感共同体,实现了社会力量的凝聚,提高了集体抵抗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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