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儒家礼教与"五方五行五色"体系相互融合,产生了色度与器用、物序与人伦的互动机制,色彩成为阶级礼制下序列人伦纲常的符号。明清官窑"色禁"制度加剧了瓷器色彩伦理的进程,但制瓷技艺的成熟使得"色禁"难禁,瓷色反而"因禁而盛"。随着明代"禁色"瓷器在清代民间的生产与流通,形成了"祭祀之器—身份之器—赏玩之器—日用之器"的伦理序列。明清官窑对坊间瓷色僭越"禁"与"不禁"的制度之变,映射了瓷色伦理观的嬗变轨迹。追根溯源,瓷色伦理观根源于"五行说"隐喻与象征的华夏思维模式,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在器物文化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