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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任何历史书写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理解“前结构”为核心的“潜理论”的影响，但“历史实然”也同时通过历史证据制约着我们对过去的理解和建构。面对无法抗拒的后人书写的历史及历史书写者阐释历史时必然掺杂的主观性，历史学家必须坚守的是历史实在对历史文本的约束，赋予历史研究客观性的根基。立足于这一立场就会发现，七十多年来汉冶萍历史书写仍有诸多“潜理论”问题可以重新讨论。其一是后见之明的批评，脱离当时的历史图景指责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时的种种舛误。其二是道德主义的批判，对盛宣怀兴办实业的动机以“私欲”二字概言之，并加以指责批评，却不察盛宣怀兴办新兴实业的动机实有多重面相，且其个人之“私”因与近代中国自我救拯之“公”相接榫而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其三是历史目的论，把汉冶萍公司在19世纪20年代的顿挫归结为一个逻辑命题，即从诞生之日起其命运就被决定，在汉冶萍公司历史发展过程中行动者的种种努力和拼搏也因“必然失败”的结局而失去意义和价值。见仁见智固然是历史诠释的常态，但任何有历史责任感的历史学家总期望秉持阐释的客观性立场，而这种客观性只能通过深入到研究对象本身的社会-历史实然之中来加以建构。如果把一般抽象原则先验地强加给历史内容，把自己偏爱的现实版本强加给一个无法抗拒的过去，由之达成的阐释必将远离客观性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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