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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清末西强中弱的时局面前,思想趋新的知识精英多以通民隐、达民情解释西方具有民主意涵的政治制度和理念,并据此对照和批评本国的政治状况,由此对民情或民事的重视与否也就成了区分中西的重要维度。这种中西政治截然有别的判断,则又持续性地支撑着中西史学截然两分的观念,1900年前后君史和民史说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被构造和认可,呈现出以记录民情的民史对应西方史学、记录君王的君史对应中国史学的面貌。其中,君史和民史说的主要推动者梁启超在东渡日本后,因服膺国家主义学说,不再仅考虑国内政治层面的君民关系,更注重思考在世界列国竞争形势下国家主体性问题,因此放弃此前积极倡导的民史概念,转而强调民与国合二为一的国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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