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对八位欧美历史社会学界领军学者对拙作《儒法国家》的评论作出两点回应:第一点关乎我书中提出的社会变迁理论,第二点关乎我对为什么高度商业化的明清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工业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作出的回答。通过这两点回应,我想阐明两个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一个是理想类型集概念,以及以理想类型集为基础的演绎在社会学理论建构中的意义;第二个是历史比较背后的三个方法论问题。本文还想强调拙作中的一个关键论点:历史是累积性发展的,而不是进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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