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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正>香港在英治时期,由于政府不愿意培植主流文化,危及政府统治,故此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实施的文化场地与艺术资助,采取政出多门、分而治之的策略,务求不出现主流意识形态以挑战殖民政府的管治权威,无论该等意识形态是来自传统华夏文化还是来自现代西方文化。政府鼓励带有中产阶级品位的经典西方艺术和现代艺术,鼓励外国作品的翻译和演绎,却不鼓励本土创作,体现出来的是消极的、各自表述而互不干涉的、平均光谱式的多元化,而不是汇成主流的、有主有次的多元化。政府宣称的多元化,是零散与失焦的委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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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岭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