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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社会发展时空的概念将广播界定为民国时期的"新媒介"形态,它的出现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的壁垒。在广播的社会化进程中,相伴而来的伦理冲突也日渐凸显。特别在抗战时期,广播的伦理规范与社会责任问题持续引发争议。利用包括广播在内的媒介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成为了社会的普遍呼声。受众的"新媒介"批判,促使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了伦理规范,并出台了监管层面的法规,共同使得抗战广播在改善不良内容、抵制低俗娱乐、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信息传递、普及战区大众教育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抗战广播的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新媒介"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社会与人的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新媒介的伦理与责任走向,以及媒介伦理思想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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