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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对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梳理的基础上,本文发现了国企在产业跃升中的先导作用,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包含国有部门与信贷摩擦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证明了在金融市场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国有体制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基本逻辑是:产业的不断跃升需要大量进入成本和更多资本投入,这会导致企业面临跃升阶段早期亏损而后期盈余的跨期预算约束问题。由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普遍不完善,所以民企很难在短期内克服信贷约束完成产业自然跃升,而国有企业则可以通过国有银行有效动员储蓄和分配资本绕开跨期预算约束,推动产业跃升进程,实现赶超发展。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一效应会逐渐被国有部门对增长的阻碍效应所抵消,导致经济最终落入较低的均衡。在现实中国企过度跃升与延迟退出、跃升不确定性以及国有银行严重的代理问题都可能会加速这一进程。减少后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内生了赶超中的金融结构,即为了克服国有银行体制缺陷,通过发展民营银行减少其代理成本,以及引入资本市场硬化其跨期预算软约束,分别产生了与相应增长阶段匹配的均衡银行业所有制结构和银行与资本市场比例。本文的结论对于重新认识国企作用、当前国企改革定位以及金融系统变革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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