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以来市民社会的崛起使传统的政治共同体转变为社会—国家二元结构,对普遍性的哲学探索也从原有的本体论维度转向了政治哲学维度。卢梭基于契约论逻辑,将个人意志提升为普遍性的公意,即“个体经由契约实现政治普遍性”。黑格尔在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中看到了卢梭理论的弊端,认为恐怖的产生是由于个体的绝对自由并不能生成普遍性,必须要在等级要素的中介作用下沟通社会与国家,使“绝对精神经由国家实现政治普遍性”。马克思则将普遍性的出生地从政治领域转向市民社会,他通过历史路径和哲学路径发现了无产阶级的普遍性,即“无产阶级经由社会革命实现普遍性的人的解放”,在从政治到社会的阐释转向中对普遍性问题作出了最具革命性和现实性的哲学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