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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政务数据共享长期面临政务部门不愿、不会、不便、不敢共享之困境。作为应急工具，健康码借由政治压力，依托工作专班和大数据管理机构，利用互联网企业力量，通过授权决定，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突破。但这种突破仍有局限，因为在后疫情时代，政治压力难以持续，专责机构面临挑战，政企合作有待转型，授权规范仍需细化。要真正实现政务数据共享，有赖于来自政务部门内部和外部社会公众的压力和促动。而要降低政务部门共享数据的法律风险，降低民众对政务数据共享的担忧，就需明确共享的法治边界。现有制度和实践存在三大问题：原则上，笼统要求“以共享为原则，不共享为例外”与个人信息保护法制的基本逻辑相抵触；规则上，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和不予共享的数据分类不准确，以数据定共享的做法不合理，共享方式分类不适当；程序上，共享行为公开和告知的法定要求未落实。这些问题需以原则修正、规则重塑和程序完善的方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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