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身体既是欲望的对象与主体,又是权力铭刻的表面,对于戏剧艺术来说,更是剧场上下的核心、戏剧性产生的动力。曹禺的“生命三部曲”突出地呈现出以身体为动力的叙事特征:《雷雨》在对周朴园这一权力身体的“隐藏”与“揭示”中推动叙事;《原野》的仇与爱是欲望对象错位纠缠的悲剧;陈白露则处于错综的社会权力控制之下,她的自杀是女性对自己身体所有权的最后争取。曹禺中后期的作品在叙事动力方面有了较大转变,个人化的身体叙事转而成为国家身体的宏大叙事,由此带来了作品风格的明显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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