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使用全面FGLS方法,检验了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亚洲股市风险溢出效应的作用机理以及政府抗疫政策强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以新增确诊人数来衡量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股市风险溢出效应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经济基本面与跨金融市场风险传染等因素也会对疫情下的亚洲各股市风险溢出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第二,投资者恐慌情绪在新冠肺炎疫情对亚洲股市风险溢出的影响中发挥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第三,亚洲政府防疫政策强度对疫情冲击和投资者恐慌情绪所引起的股市风险溢出效应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