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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老龄化加速、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人权意识发展等社会背景下，公众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态度与现行法律、通说学术观点间存在明显冲突。安乐死出罪是未来构造以人为本的法治社会必须面对之课题。在大陆法系国家如荷兰、德国、日本等，均采违法阻却事由作为安乐死出罪依据。我国过往司法实践存在以责任阻却事由和但书为出罪依据，却未有过以违法阻却事由作为出罪方式的判例。我国犯罪论主流体系采纳阶层体系，以违法阻却事由对安乐死进行出罪可更好维持刑法稳定性且更契合当前国民朴素的价值情感；在违法性的具体排除要件上，对间接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应以被害人承诺为出罪方式，积极安乐死则应采以被害人承诺为原则、以紧急避险理论为范围限缩的阶段式出罪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