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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案将郭熙置于北宋神宗朝的京师及宫廷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之中,通过对这一阶段开封绘事的转向、神宗皇帝的好尚、郭熙在京的创作及特点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进而还原了其特殊画史地位的生成。神宗朝是京师绘事转向山水创作的关键阶段,而北宋后期的宫廷及士大夫则普遍养成了"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的山水之好。从某种程度上看,郭熙巨大成就的取得似乎是"神宗好熙笔"的必然结果,而赵顼对于山水的独特偏好与郭熙地位的生成则直接相关。但在这一画史现象生成的过程中,作为将具备文人精神的山水绘画引入院内的第一人,其创作既要满足皇室的需求,又不能完全背离士大夫们的审美意趣。那么,这就要求创作者不仅要兼顾文人的才学修养与院内的制作法度,更需在雄壮堂皇与寄性寓情的绘画取向之间做出取舍。而郭熙取效李成之法,其开拓之处便是能够于"高堂素壁"放手作画,即其山水绘画所转向的大幅格局。不过,值得思考的是,在产生自具面目的画院山水的同时,郭熙几乎以一己之力使得山水绘画在京师全面绽放。但作为这个"坐穷泉壑"时代的艺术创作者与理论贡献者,其与同时代的王诜等人却意趣向左。而随后郭熙画在哲宗朝的境遇,则显现了北宋山水绘画的又一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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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天津美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