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冷战结束以来,"利益—价值"范式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学界在利益和价值的内涵上存在分歧,在分析框架上众说纷纭,缺乏系统性的利益和价值分析框架。这都限制了该范式的解释力。一个生成性的利益—价值分析框架有利于打通利益和价值、施动者和结构、外交决策与原则三方面的理论逻辑。在严格界定利益和价值内涵的基础上,该范式主张利益和价值具有结构属性,适用于施动者和结构的分析框架。在施动者复制或变革利益和价值结构的过程中,为解决价值和利益选择的困境,除了结构层面的因素外,施动者的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等施动性是理解一国外交决策和外交原则变化的重要因素。就具体案例来说,20世纪,在中国参与联合国制裁决策过程中,利益和价值结构、实力、位置性和策略性在实践的互相作用决定了外交原则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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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