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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型数字平台通过无限下拉刷新、极端个性化推送、创造稀缺性、界面操纵等技术诱导用户成瘾。这一方面可能使有限理性消费者沦为数字平台的非理性拥趸，使后者能以“瘾”为支点进行垄断势力的杠杆传导和跨界包络；另一方面会造成心理损害、暴力脱敏、信息茧房等社会性问题。复杂性数字成瘾须诉诸反垄断法、管制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数据法等多规范相互合作的体系化治理架构，而瘾性经济的高度垄断、成瘾性技术难于管制、私法无法控制经济极权等因素要求反垄断法应在该架构中发挥促进数字健康导向型质量竞争而规制流量导向型逐底竞争的重要功能。但价格中心主义分析范式限制了反垄断监管的效能，应将成瘾性纳入正式框架，通过强化对注意力剥削性滥用、扼杀与混合型并购、用户成瘾合谋的监管，打破平台的生物霸权和瘾性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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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