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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弗洛伊德晚年最重要的文本之一，《（自）我与它》（Das Ich und das Es）既是弗洛伊德对其理论发展的深化与总结，也是对精神分析理论创立以来所面对的临床难题的反思与回应。然而，由于从英译本转译且尤其是对弗洛伊德思想缺乏确切把握等原因，汉语学界长期以来都以“本我—自我—超我”的所谓“三我”结构来概括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构建的精神装置模型，因而错失了弗洛伊德在文本中所呈现的（自）我与作为构成（自）我之基础的“非我”即“它”之间的内在张力及其效应，进而也错失了洞见弗洛伊德式主体的发生、结构与伦理地位的重要契机。结合拉康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soll Ich werden）的解读，有理由认为弗洛伊德已经揭示了在布伯式的“我—你”关系或列维纳斯式的“我—他”关系之先，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具有更加原本的存在奠基作用以及伦理意谓的“我—它”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创造性重构对于精神分析治疗的实践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