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因其独特的隐喻意义而受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青睐。在《二月》中，柔石一方面通过书写文嫂、陶岚和萧涧秋的命运来展现疾病生成与物质困顿、礼教文化以及时代背景的关系。另一方面柔石又将萧涧秋作为自己的人格化身，以人道主义以及启蒙主义作为药方，对文中的“患者”展开疗治。疗治的失败扯碎了知识分子“医者”的高傲，他们不得不面对自身也是“患者”的现实。医人与自医的双重失败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导向了求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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