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与嘉靖至万历年间的杜丽娘故事文本群专写“至情”主题不同,汤显祖以“至情”与“述志”双主题创作《牡丹亭》,从个体、家庭、国家三个层面表达其情礼观念和对社会现实政治秩序问题的关注。《牡丹亭》对杜丽娘小说、话本主题变奏之因,与汤显祖的仕宦经历、情礼观念以及明代大礼议、争国本等礼制议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