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员》将大流感与一战相叠加，沿袭了古典瘟疫书写传统，将美国远征军构建为“英雄”形象。讴歌“英雄”既是作家的亲情使然，又助推了战后美国的英雄纪念话语。通过将死于大流感的官兵纳入“英雄”范畴，作家挑战了一战后将阵亡将士视为“英雄”的狭隘观点，从而将大流感对美国远征军的侵袭经由文学而带入集体记忆，但对“英雄”形象的渲染回避了对大流感重创美军的人为原因的历史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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