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最早游历蒙古地区的西方人也是最具典型西方精神身份的基督教传教士,而柏朗嘉宾和鲁布鲁克又是这些传教士中最早到过蒙古地区并留下记录,他们所记录下来的自己眼中的蒙古帝国对于当时对蒙古地区一无所知却充满幻想的西方世界来说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因此,他们的行纪有着重要的历史棱镜效应,即行纪不仅作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记述了具体的个人视角的经历,更体现了无处不在的宗教信仰方面的基督教传教士、肩负联盟任务的外交使者、深入敌人内部的军事间谍等多重身份,传递出当时西方整体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和西方政治及文化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行纪中也体现出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场域与当时的蒙古帝国代表的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场域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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