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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冠疫情期间所经历的孤单感和不确定性使我们回想起两个关于瘟疫的历史叙述：修昔底德在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关于古代雅典瘟疫的描绘，以及薄伽丘在他的杰作《十日谈》中提到的引发此书写作的背景，即1349年席卷佛罗伦萨的黑死病。在这两种叙说中，一种由仓促的决定和自信的话语构成的政治模式与一种文学模式形成了对比，这种文学模式重视时间和空间在对事件的判断中所起的作用。本雅明对伪有效政治话语中的“扩张性倾向”的批判，以及德里达对动物的“感觉”的强调，为进一步理解薄伽丘的“摩擦”叙事提供了双重理论基础，并将情感和独异体验置于“同情的政治”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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